童年是人生的起点，童年是命运的演练，童年是幻想的摇篮，童年是记忆的港湾。我的童年既丰富多彩，又诡谲奇幻。
农历辛卯年六月二十日（公元1951年7月23日）午时，我出生在湖北省洪湖县花古乡八沟长松垸一户农民家庭。
俗话说：“有福之人六月生，无福之人六月死。”六月出生，穷人不会因缺少衣衾而受冻，自然算有福了。而六月去世，富人也会因担心尸体腐败而迅速下葬，等不及所有亲人来送别，难免会留下遗憾。
我是幸福的。我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欢乐，尤其对我母亲是巨大的安慰。母亲在生我之前生养了11个子女，其中有7个儿子，却一个也未存活下来，据说一年内曾有3个儿子先后去世，她差点哭瞎了双眼。父亲气得将奶奶供奉的菩萨偶像扔进了厕所里，恨它没有保佑我们家的平安。
洪湖县是水乡泽国，血吸虫多，疟原虫厉害，许多小孩都是因染上血吸虫病或疟疾而死亡，当时社会公共卫生之差可以想见。
我前面的两个姐姐能够存活下来，也是因为她们出生在解放前不久，等到她们能够自由活动时，社会公共卫生在新中国各级政府的治理下已经初见成效，使得她们没有受到致命疾病的威胁。我们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创建的新中国，不然，我们大概率也难以存活下来。
我是幸福的。我在这个温馨无比的家庭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除了母亲对我的精心照料外，还有我奶奶的全身心陪伴。
后来母亲对我说，我吃她的奶吃到了三岁。那当然不是说我靠她的奶水长到三岁，而是她不忍心让我断奶，到三岁还让我吃奶，大概也是我的心理需要和她的心理安慰吧。
两个姐姐大我不多，大姐大我四岁半，小姐大我不足三岁，她们不仅能够给我一些照顾，什么事都护着我，更重要的是能够陪伴我快乐成长，让我感到安全和惬意。
父亲虽然常年不在家，但每月总能回家几次，给予这个家庭足够的支持和力量。我们家里听不见高声喧哗，没有打人骂人的事情发生，几姊妹也从来不说脏话狠话，整个家庭充满了自由而快乐的氛围，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自然是幸福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我半岁的时候，突然天降横祸，差点将我送上了绝路。
1951年年底，洪湖县进行土改，划分阶级成分。我们家因为有几亩旱地和几亩水田，又有雇工现象，所以被划定为地主成分。
按照规定，凡是被定为地主成分的，家庭财产包括地产和房产一律没收，分配给贫雇农。于是，我们家被土改工作组查封了房子，贴上封条，母亲和奶奶领着我和两个姐姐只能带上生活日用品离开自己的家。
本来，附近有我们的亲戚，定为地主后，谁也不敢接纳我们，怕受到牵连；我们也没有想到要投奔亲戚，怕让亲戚为难。母亲和奶奶利用准备过冬用作柴禾的高粱杆、棉梗、稻草等，搭起一个临时窝棚，将全家人安顿进去，晚上算是有落脚睡觉的地方。
我大姐当时接近五岁，后来多次向我说起她从我们家大门缝里钻进去检鸡蛋的情景。因为她听到母鸡下蛋后“咯咯大”的叫唤声，就毫不犹豫地钻进大门上贴有封条的家里，检了鸡蛋出来交给母亲，好让母亲吃了蛋后有奶喂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危险。每当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就感叹唏嘘不已。
幸好，这样难熬的日子并不长。几天以后，土改工作组将我们家的成分改了，定为中农，原来查封的所有财产全部归还。母亲、奶奶带着我们几姊妹回到了家里，算是虚惊一场。
这种戏剧性变化发生在洪湖县与沔阳县进行沟通之后。根据当时规定，定为地主成分的要将户主缉拿，令其交代剥削压迫贫雇农的罪行，交给贫雇农们进行审判。
我家定为地主后，自然要缉拿我父亲。然而，我父亲不在家，而是在沔阳县张沟镇粮食购销所任所长，是国家干部。当洪湖县土改工作组派人到沔阳县粮食局联系，要带我父亲回洪湖时，介绍了他们认定我家为地主成分的理由。
按照我家田地亩数，是达不到划分地主成分标准的，但由于我父亲长年不在家，家中只有母亲和奶奶两个小脚女人，不算正规劳动力；由于她们都是小脚，不能从事水田劳作，农忙时会请一些亲戚朋友来帮忙，构成了雇工现象。根据这些事实，土改工作组划定我家成分为地主。
我父亲提出了申诉，认为自己为党工作，不能不算劳动力；农忙时来帮忙的都是亲戚朋友，是劳动协助，不是雇工剥削。
沔阳县粮食局支持我父亲的申诉，便通过沔阳县委与洪湖县委联系，认为洪湖县土改工作组认定事实有失误，应该改划我家成分。
洪湖县委接受了这一意见，事情于是出现反转，洪湖县土改工作组撤销了原来决定，改定我家成分为中农，我父亲也没有回家接受审判，我们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
从我家阶级成分划分的经历来看，当时土改工作的成分划定是严肃认真的，制订的划分标准也很明晰，执行起来很少人情因素。而有错就改，也是土改能够稳固推进、获得绝大多数人认可的重要原因。
况且，通过土地改革，解决中国土地资源分配不均和多数农民长期无地或少地的痼疾，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乃是中国革命的巨大历史功绩，工作中偶有偏差是难以避免的。
因此，我们家对这段时间的折腾，没有任何怨言。而我当时只有半岁，自然不会有任何记忆痕迹。
三岁的时候，我又经历了一次磨难，比半岁时的磨难更加凶险。
1954年，长江全流域出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洪湖县多处江堤溃口，全县一片汪洋。如果是解放前，不知有多少家庭会妻离子散，也不知有多少人会葬身鱼腹。然而，在新中国洪湖县人民政府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有计划地转移安置灾民，邻近各县也给予大力支持，并未发生大规模人员溺亡事件。
在大水淹没我们家园之前，政府组织大家转移，我们家被安排在沔阳县派来支援洪湖灾民的一条民船上，船老板是一个热情爽朗的年轻人。我父亲在张沟镇粮所组织运送支援灾民的粮食，忙得昏天黑地，连回家看一眼的时间也没有。
船老板驾船载着我们全家沿东荆河西上，进入汉江，准备送往政府指定的灾民安置点。
一天傍晚，船停靠在汉江边，船老板锚定了船，搭上跳板，让我母亲上岸生火做饭。母亲带着我的两个姐姐一齐上岸，船上留下奶奶照顾我。
我见母亲和姐姐都上了岸，趁奶奶没注意，就偷偷出了船舱，踏上跳板准备上岸。跳板不宽，船又摇晃，我一下子就从跳板上掉进了汉江。我们后边的一条船的老板发现了，大声喊：“前面船的小孩掉水里了！前面船的小孩掉水里了！”
这时，我们的船老板正穿着短裤站在岸边江水中背对着跳板洗澡，一回头就发现了我扑腾的小腿，一把抓住提出了水面。
真是千钧一发，惊心动魄。或是我命不该绝，哪怕再晚一秒，我也就葬身鱼腹了。当时汉江水挺大，水流湍急，真掉下去了，肯定是连尸首也找不到的。奶奶已经吓得瘫倒在船上，母亲上岸走得还不远，听到喊声跑回来，抱着我痛哭起来……
从此以后，奶奶再也不敢离开我半步。船每次靠岸，奶奶就把我紧紧抱在怀里，生怕我再出事故。
可惜等我能够记事时，奶奶已经离开了我们，至今我脑海里搜索不到奶奶的身影。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母亲和姐姐们告诉我的，我则毫无印象。
大水退去，我们又回到家乡，重建家园，开始了新的生活。在上学之前，我能够记忆起来的事情不多。只记得母亲不准我下河玩水，其他事情一律不干涉。两个姐姐坚决贯彻母亲的指示，将我盯得很紧很紧。
生长在水乡的我，上中学之前居然不会游泳，这在当地男孩子里面绝无仅有，因此有人笑我是“旱鸭子”，我也只能任他们嘲笑，的确有些自惭形秽。直到进入洪湖一中读书，我才在体育课上学会了游泳。
这段时间，我有深刻记忆的，是母亲带着我到父亲的粮站去看望父亲。
1957年下半年，我已满6岁。
一天，母亲对我说，她想带我去看父亲，问我肯不肯去。父亲在沔阳县工作，我从来没有去看望过他。一是张沟镇离我家有一二十里地，还要过东荆河，我可能走不了那么远，那时除了走路，并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二是父亲每个月都会回来一两次，我能够见到他。
母亲告诉我，不是到张沟，是到晓阳，比张沟近。我听了很高兴，便同她走到晓阳，中途也要渡过东荆河，但离家只有五六里地，不算远。
当时父亲从张沟粮所所长调到晓阳粮站做站长，晓阳粮站是张沟粮所的一个工作站，只有两三名员工。
当时我不知道，父亲因反右运动受了处分，虽然没有定为“右派分子”，却被定为犯有错误的“中右”（即有右派言论，还达不到戴帽的标准）载入档案，被降职调到晓阳粮站。1979年为他平反，这项处分被撤销，他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载有“中右”这样的处分记录。
母亲可能并不知道他究竟犯了什么错，却一定知道他心里不痛快，加上离家近了，才带着我去看望他，显然有安慰他的意思。我则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在他那里吃到了“洋糖酥”，感觉好吃极了。
1958年春节刚过，我就上学了。不过，这个“学校”不是正规的学校，而是我堂兄文昌富办的“义务学校”。
堂兄与我同祖父母，我们的祖父姓王，祖母姓文。祖父年幼丧母，童年丧父，15岁流落沔阳县郭河镇文家桥，被文家大户收留做长工。由于勤劳善良又聪明能干，文家将他招赘为婿，生下了堂兄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俩兄弟。
按照当地习俗，祖父领文家门户，其子女都应该姓文，所以堂兄的父亲叫文必明，我的父亲叫文必祥。三代归宗也是当地习俗，到我们这一代就应该归宗姓王了。
为了延续文家香火，大房一支要有人世代姓文，于是他这个大房最小的儿子继续姓文，我则归宗姓王了。关于此事，我曾在《我的启蒙老师文昌富》一文中谈到过。
堂兄文昌富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一位通讯兵，在上甘岭战役中保证了通讯畅通，立有战功。上甘岭战役结束后，他随部队转战元山，在一次战斗中摔伤了腰椎。朝鲜停战后回国，部队领导看他尚有一些文化基础，便安排他到第五步兵学校（信阳步校）学习，作为干部培养。
一次学习训练时，他意外受伤，腰椎旧伤复发，不能动弹。在采取将全身捆绑在硬板床上一个多月的特殊治疗后，他奇迹般恢复，可以下地行走。等到他回到学校，同学们都已毕业分配。部队希望他留下继续康复治疗，他却选择了复原回家。在等待组织分配工作的期间，他自费办起了“义务学校”。
其实，这个“义务学校”非常简陋，只是借了一间民房的堂屋，放上两张方桌，加上七八条长凳，每个方桌围坐三四个孩子。
入学读书的都是村里没上学的小孩，有男有女，不仅不交学费，书本费也是堂兄提供。学生只学语文、算术两门课程，学完了就换新课本。结果我一个学期就把一年级四册课本全学完了。
8月下旬，堂兄被安排去做洪湖县汊河区人民武装部干事，他走了，学校只能停办。我们五六个孩子被转到国家公办学校八沟小学学习，经过考试，我被安插到二年级，开始了正规的学校学习生活。
八沟小学是所全日制初级小学，包括一至四年级，课程设置完整，老师配备也较齐全。学生在学校除学习文化知识外，还经常参加一些简单的生产劳动。我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检稻穗、拾麦子、摘棉花和剥棉梗皮等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学校的建设、维修，有时也安排学生参加。
记得学校组织三年级学生搬砖，班主任把我们排成一条长龙，采取面对面传递的方法，速度提高了不少。
我前面的一个同学传给我的砖掉地下了，我去检，正当我抬起头来，他的第二块砖到了，眼睛并未看我，结果砖角撞到我的脑袋，一下撞破了，流了不少血，把老师给吓坏了，马上带我到大队卫生所去处理，至今我头上还能够摸到当时撞下的那个小坑。
我觉得，这些生产劳动对于我们的成长是极有好处的，它让我们知道了辛苦，知道了爱惜，知道了同情，也知道了坚持。
那时的初级小学不布置家庭作业，作业一般都在学校完成。语文只是读、写、背，很少讲解，十分强调字词句。听写时写错了的字，往往要重写几十遍。每篇课文都要背诵，在规定时间里不能背诵就会留校背诵。
我的听写很少出错，背诵常常是班上第一个通过的。有时老师忙，就要我帮助检查同学的背诵。
记得有一次，一个同学找我背诵，半天不说一句话，我问：“你怎么不背？”他回答：“我默在心里背的，背完了。”引得旁边的同学哈哈大笑。算术作业都是当堂完成，有时会让学生到黑板上演算，检测学生的计算能力。
期末有综合考试，考试成绩达不到要求的，会被要求留级，甚至有连续留级两次的。成绩好的则可以跳级，无论是上学期还是下学期，都可以选择插班，很灵活。
那时的乡村小学，每天上午九点上课，下午四点就放学，中午没有安排午餐时间。学生每天吃两顿，都在家里吃。学生在学校户外活动较多，课间都会出来玩，大课间会做操，搞集体运动。回到家里，我有时会预习一下明天的课程。
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写字，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颜真卿多宝塔碑》字帖，带回一些旧报纸，我用一个破碗的底部做砚盘，磨了墨汁，照着字帖在报纸上练字。那时没有电灯，煤油也贵，晚上只用油灯照明，不会看书写字。
有一天，我写字写到天黑看不见了还不罢手，惹得母亲生气地将我的“砚盘”扔了。正是没有过度使用眼睛，我的视力一直很好，哪怕后来读了很多书，也没有近视，不能不感谢当时宽松而有效的教育，尤其是很多的户外活动。
那时的星期天，是真正属于小学生的自由支配时间，也是我最盼望的一天。别的小学生家里人手少，有时会帮家里做些事。
我家有两个姐姐帮助母亲，从来不要我帮忙做家务，所以我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平时，我们的文娱活动很少，偶尔能在晚上跑很远去看皮影戏，什么“薛刚反唐”、“薛丁山挂帅”、“封神榜”、“杨门女将”、“七侠五义”等，看得津津有味。我曾经用纸板雕刻皮影人物，借灯光在蚊帐外表演，很有成就感。
从三年级开始，遇到放寒暑假，我都会找些“闲书”来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岳飞传》、《杨家将》我都看过，不认识的字懒得查，不懂的诗词就跳过去，只是为了快速知道书中的故事情节，看了就讲给同学们听。
我最喜欢的户外活动是钓鱼。除冬天外，家乡的河湖港汊，到处都可以钓到鱼。没有鱼钩，就用缝补衣服的针在火上烧红了，弯成鱼钩。鱼饵则用从土里挖出的蚯蚓，春夏时就到草丛中抓蝗虫，用它的尾巴做鱼饵。
我每天吃了早饭出去，带上鱼钩鱼饵，到附近不远的小河边，钓到刁子鱼后，就在路边拔几根狗尾巴草，把这些鱼穿起来。到下午回来，一般都可以提回一两串小白刁，作为晚餐的菜。后来我也尝试过钓鲫鱼、财鱼，都有不错的收获。
像雕刻皮影人物、看闲书、钓鱼这样的文化娱乐活动，似乎并没有影响我的学习，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
三年级上学期结束时，班主任叶世鉴老师说我学习太轻松了，要我跳级，下学期开始就到四年级插班，可以早一点进高小，他已经跟学校讲了，四年级班主任石文斌老师也愿意接收。
其实，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般都比我大一两岁，我大姐因为跳级成绩下滑，后来只考上了区里的农业初中，有前车之鉴，我们家里人都不同意我跳级，我也不想跳级，于是仍然在叶老师班上，叶老师也没有强制我转班。
在八沟小学的几年，是我最没有压力也最自由任性的时期，又是我对生活最有感触也最难以忘怀的时期。
1958年，全国大跃进，到处热火朝天。我记忆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大办钢铁”，一是“大办食堂”。
我刚入八沟小学不久，学校就要我们回家后寻找破铜烂铁，找到了就带到学校，学校交给大队部，说这是任务，因为大队建的土高炉需要炼铁的原料。
我回家后，在家里翻箱倒柜，什么都没找到，母亲实在没法，就将暂时不用的小铁器给了我两件，好让我向老师交差。至于这些铁器是否后来炼成了铁块，我并不知道，只是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任务，心里觉得踏实。
大跃进中，各个小队都办起了食堂，每天全小队的人集中吃晚饭。我所在的八沟七队食堂设在小队禾场旁。
我们小队有20多户人家，包括郝家台和董家台，吃饭前在小队仓库旁的禾场上摆上十几张方桌，几十条长凳，100来号人在一起就餐，场面十分壮观。我们小孩都喜欢这顿晚餐，不仅这里热闹，而且吃完后还可以在这里疯玩一阵子，特别惬意。
有一天，我们正吃着晚饭，旁桌的一个叔叔叫起来，说他刚盛的饭有齆臭味。送饭的师傅过去闻了闻，说这饭是用新甑蒸的，今天才开始使用。
这位叔叔跑去食堂，过了一会儿回来，他告诉大家，说是甑有问题，可能是用棺材板做的。大家一听就急了，都停下碗筷，要求把新甑里的饭泼了去喂猪，然后用旧甑再蒸一甑饭。而用棺材板做饭甑，在当地真不是没有可能。
因为洪湖地下水位高，有些埋葬死人的棺材浸泡在水里，不易腐烂，偶然被人挖出后，可以用作他途。而洪湖人选用做棺材的木材，一般为旱杉或水杉，这些树做饭甑也是较适合的木材，大家自然相信那位叔叔的话。因为这顿饭折腾了很久，我的记忆也尤其深刻。
从1959年到1961年，国家出现了大饥荒，我经历了最难熬的三年。
那时，公社社员家里不储备粮食，粮食都由生产队掌握，放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余粮卖给国家，由国家统购统销。
1958年底，生产队库存粮食告急，大食堂不办了，把粮食按人口分给大家，称为口粮。1959年春节过后，每家分的口粮就很少了，根本不够吃。母亲将粮食留给我们几姊妹，她常常吃些副食充饥。
没过多久，生产队不发口粮了，要社员自己想办法。我们仨姊妹正是长身体的时期，父母亲的压力自然很大。
开始，我们还能将榨油后留下的芝麻饼或菜籽饼与自己采摘的一些野菜混合着煮了吃，似乎还能够吃饱。后来，只能用米糠混合野菜煮了吃，不仅难吃，吃了也容易饿。
我父亲当时在粮食部门工作，也许还有近水楼台之便，比起其他孩子，我们的生活应该不是最差的。不过，即使生活很差的家庭，也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倒是有其他地方的人，逃荒到我们那儿，说是他们那里饿死了人，我住的郝家台就有一家收留了河南的一个逃荒女子，做了他儿子的媳妇。
从1959年开始，洪湖县委和县政府放开了限制，允许人们在湖中采集任何东西充当食物。我的两个姐姐便经常去湖中采集食物，春天的藕带、芦笋，夏天的莲蓬、荸荠、茭白，秋天的菱角、慈菇、鸡头米，冬天的莲藕，还有螺蛳、蚌壳、鱼类等，都是我们的食物。河湖港汊边的野菜也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吃的最多的有野藜蒿、野芥菜、红花草、扁担草、杂米草等。
三年灾害期间，洪湖没有饿死一个人，完全得益于当地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当时担任县委书记的是李金玉，据说是南下干部，很能体恤民情，洪湖的一些老人至今都怀念他。
就这样，我一直在八沟小学读初小。1961年初小读完，公社组织了考试，我被花古公社中心小学（简称花古小学）录取。
当时我所在的公社只有这一所完全小学，可以招收五六年级学生，称为高小，各个大队小学都是初级小学。花古小学的高小学生是通过考试录取的，不是所有初小学生都能够读高小。当时国家并没有建立义务教育制度，学生上学年龄也没有限制，留级、跳级都由学校自主决定，考试选拔则由公社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从我家到花古小学有三四里路，比八沟小学要稍远一些。五年级和六年级上学期是走读，六年级下学期有一段时间是住读，连住在学校附近的学生也要求住读，主要是为了备考初中。
走读时早上九点上课，下午四点放学，中午不吃午饭。住读时自己带口粮，交学校集体起伙，早上起来有朝读，八点半吃早饭，不吃午饭，下午五点吃晚饭，晚上有自习，大家共用一盏煤油汽灯。
五年级时，我们班尚有三十多人，而到六年级，已经不到二十人了，后来参加升学考试的实际只有十三人，且都是男生。
记得在高小走读时，早上还好，大家陆续到校，中途比较顺利。下午放学回家，往往有不少同学同行，有的同学总爱打打闹闹，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容易受人欺负。
不过，有两个大我三四岁的同学总是主动保护我，我至今记得他们的名字，一个叫毛世泽，一个叫廖明武，凡有同学要欺负我，他们就会上前阻拦。因此，我在路上始终有安全感。他们学习上有困难，我也会努力帮助他们。
我们的班主任沈法章老师非常负责，整天和我们在一起。那时的小学生升初中，要举行全县统考，按照考试成绩录取进入全日制初中。
全日制初中洪湖县只有两所，一所在县城新堤镇，为洪湖一中，招收县城新堤镇和东三区（新滩、龙口、燕窝）考生；一所在峰口镇，为洪湖二中，招收西四区（峰口、曹市、汊河、小港）考生。
各区都有农业初中，非全日制，有农学活动安排，录取也有考试成绩要求，往往是落选全日制初中而成绩还不错的考生，但要通过区农中的考试，不是全县统考。
考上全日制初中的学生转为城镇户口，吃商品粮，学外语。农业初中的学生不转户口，不吃商品粮，自带口粮，不学外语。
沈老师希望我们都考上全日制初中，认为考上了全日制更有发展前途。各个高小竞争激烈，就看哪所学校考上全日制初中的学生多，比例高。在我们之前，花古小学已经毕业了三届，还没有学生考上全日制初中的。
在我们准备参加小学升初中的全县统考时，有消息传出，说花古公社供销社负责每天杀猪卖肉的师傅，在一天早起时，发现一团火球滚进了我校六年级学生住的宿舍。大家都说是好兆头，学校要出人才了。
考试结束后，过了一段时间，录取情况公布，花古小学有7名学生考上全日制初中，其中6名同学考上了二中，我考上了一中，为历年之最。
又过了不久，传来消息说，全汊河区只有我一人考上洪湖一中，属于“破天荒”。按照规定，洪湖一中初中部本来不招收汊河区的考生，因为我考得太好，硬是将我招了进去。在我之前或之后，洪湖一中初中部都没有招收过汊河区的考生。
不过，考上洪湖一中，我一点也不高兴，因为二中离家近，仅十几里路，又有同学做伴，一中离家远，有好几十里路，还要经过许多河湖港汊，并无直通的公路，交通十分不便。
然而，沈老师高兴坏了，花古小学也高兴坏了，因为他们创造了奇迹。沈老师还专门到我家祝贺，要我父母支持我读书，鼓励我好好发展。
后来，沈老师带班的经验，也在全区得到推广，因为那年花古小学在全区小学升普中的人数最多、比率最高。1964年，他被抽调做了公社干部，去参加“四清运动”，那是后话。
1963年8月底，12岁的我离开了八沟长松垸，离开了花古，离开了儿时的乐园，赶赴县城新堤镇，开始了洪湖一中的学习生活，我的丰富多彩的童年也就结束了。
童年的脚印，经过六七十年的风雨洗礼，在我脑海里依然那样明确，那样清晰，令人慨叹，也让人惊疑。而那些蹒跚学步的窘态，踉踉跄跄的轨迹，变幻莫测的场景，隐藏着的可能是大自然和人类的秘密，不可能一览无余。
我记忆中的点滴，对我确有意义。对于读者，则又未必。也许，不必慨叹，无需惊疑，大化流衍，逝者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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